6月10号上午，高洪波、刘春明、王艾三人轻车简从抵达了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口甲三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由于昨天在鸟巢的比赛无关紧要，所以从6月7号回国后，国家队教练组就开始分工了，黎兵、范志毅先行前往南非考察宾馆、球场、训练场并与主办方沟通。全面负责国家队战术技术的高洪波和临时领队刘春明以及队长王艾，一起面见阎世铎，做正式的工作汇报。
此前国家队教练组在米兰的时候就已经暗自确定了联合会杯和世界杯目标，但只是和阎世铎打过电话，尚未正式走程序。当时还就只是一个想法，而这次，是来真的了。
南勇、张吉龙、崔大林出席会议、刘局长秘书列席会议旁听记录。
这是大事儿！
足篮排三大球，任何一个提出要夺取世界冠军，都是轰动全国的大事儿。莫说这些体育口的领导了，就是国家领导人也会关注。只是目前除了野心勃勃的国家队，连阎世铎都心虚，不敢轻易打扰上级领导。
万一放了哑炮呢？领导生气且不说，也丢脸不是吗？
为了这次汇报，或者说为了博得体育总局、足协的全力支持，由王艾主笔、高洪波、刘春明审批的《关于中国男子足球国家队夺取世界杯冠军的可行性报告》，两万多字！
这篇报告在会议结束立刻就被阎世铎收走列为“绝密级”文件，除了国家队三人、就在场四人以及刘局长知道详情。
王艾从体育项目的一般发展规律入手，客观分析了中国足球的优点和弱点，结合自身以及这支国家队的历史、成绩、素质、能力，并着重分析了联合会杯和明年世界杯主要对手的情况，大胆提出了国家队应超脱中国男足软弱无力的固有印象，起码在现有条件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向最高目标发起冲击。
一番话讲的热血澎湃，听到人心境摇动。
略去了许多学术论文都有的、领导们也知道的资料的“废话”，王艾还是读了近一个小时，并像他本人非常熟捻的毕业答辩一样，不断回答几位领导的问题，最终还是把报告捋了下来。
低声和左右商量了几句的阎世铎冲对面的高、刘、王三人笑了笑：“出于对你们出色工作的尊重，所以尽管我认为你们可能要说大话，但我们还是郑重其事。没想到，你们还真有理有据。”
“我首先代表足协党委表个态。”阎世铎收起笑容，挺起腰杆：“当地主的不怕长工能干，只要你们敢想、敢做、敢去争取，足协一定不拉跨，一定全力以赴。说吧，你们要什么支持？”
见三人一时犹豫，刘局长的秘书笑了笑：“我虽然还没有请示领导的意见，但刚才听来，你们的报告很正式、很工整，带有体育界少见的学术论文的味道，是小王主笔吗？”
高洪波呵呵一笑：“除了他，我和老刘都写不来。”
“既然你们研究的比较透彻了，那就说明在你们看来，希望还是有的。既然如此，我也想替领导听听你们的要求。”
隔着一条长桌，高洪波的双手放在大腿上：“我首先对领导的支持表示感谢，现在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国家提供的支持，起码在我们国家队层面，比过去强多了，甚至不比一些国家差多少了。如果再提这方面的要求，我相信国家也能解决，但我们认为，对这个目标的帮助没有以前那么大。比方说我们备战北京奥运期间，在图宾根的一年集训，国家为我们花了上千万，这是我踢球那个时候不敢想象的。正是因为这种密集投资，跨越式的增长，助推了我们的好成绩。”
阎世铎神色不动，但谁都知道这个决策是他做出来的。
“但是奥运会冠军和世界杯冠军的距离，大概等于中超冠军和意甲冠军，起码在竞技水平方面是这样。”高洪波眨巴着小眼睛：“所以，刚才领导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这次也真是求助来的，但求助的重点不是经费、场地这些，而是请足协帮我们协调一些事，我们有了一些新想法。”
“哦？新想法？谁想的？”阎世铎饶有兴趣的发问，然后目光盯住了在一旁狂喝水的王艾：“你？”
王艾赶紧摇头：“我们是集体领导、集体决策，这个想法是副队长陈涛先提出来的，后来我帮着丰富了一下，教练组最后完善了一下。”
说完了，王艾等老高，老高等他。
刘春明笑了声：“小王你说吧，年轻人要多劳动。”
众人一笑，王艾只好开口道：“最初我们内部开会一起商讨该怎么实现这个目标，然后陈涛提出联合会杯结束后去参加军训。他的理由是向解放军学习怎么以弱胜强，认识到中国足球先天不足的弱点，在这个基础上，向解放军学习是最好的。”
几个领导对视一眼，目光中带着讶异。按照他们的观念，运动员最大的问题是怕吃苦、怕受累，即便是给钱多了，也是这样，人性如此。
主动提出去军训，这支国家队可还真不一样了。
“这两天回国事情不多，又赶着去联合会杯，所以我们抓紧时间研究了一下。认为陈涛的想法还比较粗疏，但大致的方向是对的。”王艾又喝了口水，润了润哑了的喉咙，看着对面几位领导：“我们中国男足学过女排、学过乒乓球，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这说明中国足球是有着自身的时代和历史特点的。我们和其他项目互相之间可以参考，没法照搬。同样的道理，我们和外国，也是平齐的，可以参考，没法照搬。”
几位领导有的皱着眉，有的微微点头。
说到这，王艾笑了下：“就像中国的改革开放，参考了很多，但走到今天，和谁一样？和谁也不一样，我们这个大国、这个古国，时代和历史的经纬定位注定必然是中国特色。不是我们寻求别具一格，而是我们本来就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