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旨。”正所谓为新官上任三把火，更无论新皇登基了。所以这一日，朱厚煊登基的第一日，朱厚煊决定来一把大的。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统承鸿业。其惟祖功宗德，惟祗服于典章；吏治民艰，将求宜于变通。朕年少，不识上古贤王治世之妙，然，朕闻之，古者文景之时，民不加赋，而海内用足丰饶，朕虽不敏，亦心向往之。而国之稳重，莫于农桑，其令，天下官府衙门诸卿有司，即日起，有明一朝，三十税一，此为定制，永不加赋！”
传旨太监的声音刚落，朝堂上的诸位大臣就全都懵了。一时间竟然没有人出来发言。甚至，有许多满脑子理想和明君思想的大臣，立刻就感动的稀里哗啦，连脸都涨红了。
此时殿下的臣众无论怎么想，此时都不敢反对，否则的话，呵呵....于是在首辅杨廷和的带领下山呼万岁：“陛下仁德，泽被苍生，请奉诏书，宣布天下，使天下明知陛下仁厚爱民之意！”
朱厚煊看着底下的群臣，接着道：“杨阁老，此诏当明发天下，但未免胥吏趁百姓无知，上下其手。命锦衣卫与东厂派人宣读于百姓，使百姓咸知此事。若有人于其中上下其手，百姓可持大诰进京告状，着护民山庄派人护卫，不得有误。”
“臣遵旨。”段天涯、归海一刀很振奋地出列扬声道。
不得不说，朱厚煊玩的这一手绝对是一记大杀器。别的不说就说满清康熙唬人的所谓的永不加赋，包括金庸先生都在小说里面大吹特吹康熙的“永不加赋”，很多余孽也这么说。那么“永不加赋”的真面目又是如何的？
1712年4月4日康熙五十一年清廷下诏的“永不加赋”是在经历其祖孙四代近百年的屠杀、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后的所谓仁政。
而所谓“清朝的赋税”是历代最轻的，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自清初以来便有“永不加赋”之说，而且表面看来赋额较明朝为轻，但实际这仅是一种掩耳盗铃。
第一，众所周知，清代汉民族百姓必须养活史上最庞大之白吃群体－－旗人。
第二，“减赋”实为掩耳盗铃。从康熙到乾隆，满清政府一再宣扬减赋，而雍正以后实行摊丁入亩，按理说假如田地数目不变，那么田赋数目应该较之康熙初年有减无增才对，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以占全国税赋七分之一的苏南地区为例，乾隆31年和康熙26年相比，田地减少了余顷，赋银也减收了42万余两，但征粮却增加了200万石之多，如果按银价折合，即使按照最低的银价计算，也增加了150万两，这就是说，从康熙26年到乾隆31年，清政府数次宣称“减赋”，赋银也的确减少了一些，但实际上苏南的税赋却净增110万两白银，而这还是最低估算－－－－因为大体上看，有清一代的银价一直在上涨，金田起义前某些地方的银价已经上涨为康熙中叶的三倍，如果我们取折中即1.5倍银价计算，那么仅苏南税赋就净增250万两，而这还是在田地减少余顷的情况下征收的！清王朝的“减赋”“永不加赋”，纯属掩耳盗铃，愚弄百姓！
第三浮收折勒严重，江南诸省每年从田粮中抽出若干漕运京师，漕粮转运数干里，运费皆出自纳粮户，这就是所谓“浮收”。所有额征田粮，几乎无不浮收。又每年征收赋粮，往往折钱交纳，谓之“折色”。但无论漕粮折色或地丁银折钱交纳，折合之时，莫不高出当时当地银价很多，这就是所谓“勒折”。由于“折勒”自康熙年间便屡禁不能，百姓仅仅因此一项，实际交纳的赋额就可达正额的二~四倍。而在雍正推行“火耗归公”之前情况更糟。
这就是所谓的“永不加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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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得意地笑，得意地笑...”回到乾清宫的朱厚煊很得意，这一手，还是跟着汉朝的老刘家学的。汉文帝动不动的就各种免田税，当年的老流氓刘邦玩这一手玩的就更溜了，不光时不时的免，还时不时的赏，告诉大家，跟劳资混是有好处的！这样一样，人家就有了自己的基本盘。而这个基本盘带来的影响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不仅是七国之乱的弹指可定，就是经过汉武帝刘彻及汉元帝之后的几位帝皇的祸祸，天下依旧是人心思汉。短期影响是在王莽篡政之后，当时最大的起义势力绿林、赤眉都用老刘家后人为主，这才有了后来的光武中兴。更别说东汉末年是，刘备打着汉室宗亲的名号纵横披靡，一度是魏蜀吴三国中最强的势力，可惜........（相信大家都对刘备有了解，就不凑字数了）.
甚至是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匈奴人刘渊都打着刘汉的旗号，说自己有汉室血脉，才彻底的覆灭西晋政权司马家残余势力。（东晋是世家推出来的，可以说是世家势力）
现在朱厚煊也玩了这么一手，只怕全大明的百姓都会成为朱厚煊的基本盘，有了这样强大的后盾，朱厚煊表示等到朕改革的时候，跟朕做对的都是渣渣……
而至于朱厚煊短期内如何填补农税空缺，毕竟明朝时的政府收入农税大概占75%，盐税大概占10%，剩下的皇庄收入乱七八糟的大概占5%，商税只占10%左右。对于这，朱厚煊表示老子此时就是天下最大的商人，尤其是在接受万三千商业实力之后，更是一个巨无霸，巨到当时的朱厚照都不敢强行接受，“老子不差钱。”
明朝由于在开国初期，商业被元朝掠夺性的破坏，所以明朱元璋为了恢复商业，宣布对大部分商业免税(帝谕户部曰：“曩者奸臣聚敛，税及纤悉，朕甚耻焉。自今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征收的商税也很轻(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到了后来基本上就不收了，一直到万历年间才重新征收商税，而就算如此明朝的商业税收也极其，极其，极其少（重要的事说三遍），而且从不调整。1502年，户部向弘历皇帝提交了一份长长的报告，列举了国家所有的主要收入项目。其中最重要的是田赋王额，它大约占全部收入的75%。每年的收入总量，达税粮26，799，341千石。
说到这大家想必都明白明朝的商税其实很不合理，这是因为朱元璋因为不懂商业，把商税定在三十税一。那些商人和士大夫阶层勾结，简直富得流油。而且明朝还有海禁，手工艺人被称为匠户，只要一人是匠户，子子孙孙就都是匠户。没办法脱这个贱籍。限制了发明创造。再加上繁重的徭役，一个在江苏的农民可能会分到让他送一车砖到北京这样的徭役。后果就是破产，活不下去。而且明朝的苛捐杂税也多，但这也主要是士绅阶层乱收税，钱都流到他们那里去了。再加上明朝的卫所制度，那根本就不是在养兵，是在养农民。
“商税一定要五税一，十税一...嗯...海禁也一定要开。”想到这，朱厚煊对这一世的老祖宗朱元璋就感到欲哭无泪，不过好在现在自己是最大的商人，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