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弼士安排的很周到，包了一列豪华专车，不止是舒适，最重要是安全，不会有英国警察上来骚扰，他们这样身份的人，最不想麻烦，尤其是此行还是秘密活动，尤其不能张扬，不管是被法国发现，还是让英国人提前知道了，都是麻烦事。
张弼士是广东大埔县西河镇黄堂乡车轮坪村人，小时家境贫寒，父亲是乡村塾师兼医生，他得以识字。1858年，十八岁的时候，张弼士家乡遭受灾荒，不少人离乡背井，外出谋生。迫于生计，张弼士也跟乡人一起飘洋过海谋生，到南洋荷属巴达维亚城。开始寄食于大埔会馆，后经同乡介绍，到同乡开办的温氏米行当店员。老板发现他勤恳麻利，精明过人，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兼且忠厚老实，可以信赖，即起用他为帐房，并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他。几年后，老板病逝，张弼士夫妇继承了他的资产。
之后张弼士继续经营，不到十年，他就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富豪了。
张弼士不时跟拉玛五世谈几句话，他是南洋富商，而且是巨富，能成为人上人，除了运气极佳之外，跟他情商极高也有关系，如果不是能让老板喜欢，又如何能成为老板女婿，继承家业呢。
在官场上，他也是八面玲珑，历史上，他担任过清廷的领事，而且跟洋务派关系莫逆，但却资助康有为，资助孙中山，可以说，不论谁得了天下，他有买来了路子。
这种人物，又怎么能错失结好暹罗国王的机会呢，而暹罗国王去中国是求助的，因此也很愿意从张弼士口中打听到一些大明的消息。
暹罗跟大明的关系还不错，因为暹罗境内生活着大量华人，跟大明之间的贸易量很大，至少大明是暹罗大米的第一进口国和暹罗最大的贸易国。
最重要的是，暹罗对待华人的态度很好，当然不好的话，也没那么多华人去暹罗，暹罗的华人数量甚至远高于越南。
后世评价东亚局势，这里只有三个独立国，一个中国，一个日本，一个泰国（暹罗），说中国是因为太大，让洋人无法下口，日本是因为太强，明治维新成功，暹罗则是因为太巧，善于周旋于英法之间。
暹罗的巧，可不止在本世纪，而是从古至今都很巧，他们长期以来一直都很积极发展跟中原王朝的友好关系，所以华人在暹罗发展始终很平稳。
暹罗也愿意给能为暹罗带来中国商品的华人一些优待，让华人享有“商业上合理的自由，历代国王都友好相待”，一方面是因为暹罗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贸易都是王室垄断的，他们造船跟外界做贸易，获取巨额利润，而王室不可能自己做生意，就需要找人帮忙，在亚洲商业知识最丰富的族群，显然就是华人，因此华人长期包揽了暹罗王室的外贸生意，甚至明清时期暹罗国王的贡船，事实上都是华人驾驶，暹罗的贡使其实是华人充任。
另外就是，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地区，往往管理比较粗放，税收都是包买制，由一些富商包买下某一个地区的税收，荷兰殖民地也继承了这些传统。而华人在历史上，就是这一地区最大的包税商集团，在暹罗他们也从事这种生意。
尤其是18世纪后期，祖籍潮州的混血华人郑信在缅甸灭亡大城王朝后，建立吞武里王朝，成为暹罗国王，大力招诱华人来暹罗，潮州一带的华人大批南下投奔这个国王老乡，而潮州人从那时候起也在暹罗获得了皇族华人的外号。
19世纪初出使暹罗的英人柯罗福记载:“旅客是从中国到暹罗的最重要的输入”，“一艘戎克船（中国帆船）一次送1200个华人到曼谷”，每年到曼谷的华人少说有7000人。据他估计，到了1821年，暹罗已有华人70万。
华人数百年来平稳的在暹罗经营发展，数量多少难以统计，但经济上已经占据了缅甸较高的位置，尤其是长期跟暹罗皇室合作，垄断对外贸易，让他们天然成为大明跟暹罗之间的贸易纽带。
所以大明跟暹罗的商业往来，很容易就建立起全面的贸易网络，暹罗的大米、苏木甚至各种热带水果的加工品都在大明市场上热销，是大明农产品最大的进口国之一，仅次于被法国开发出来的越南南圻。
因为历史的关系，暹罗国王还多跟华人之间通婚，说暹罗国王是华人有些牵强，但他们的血脉中肯定有华人血脉这却是无疑的，不知是不是因为这种关系，暹罗国王始终对华人相当友善，加上佛教文化和中国文化中，都没有种族主义成分，华人在暹罗这种温和的社会中游刃有余，得到了各个阶层的信任，如果暹罗人民族情绪强烈的话，郑信就是再有能力，也不可能有足够的号召力吸引那么多人跟随他，最后建立新的王朝。
拉玛五世对华人这个平和勤劳的族群也没有任何排斥心态，早就将其当成暹罗的一部分了，反正暹罗民族成分复杂，有三十多个民族，最大的泰族也不过占了四成，老挝族占了三成半，华人占了一成，华人是第三大族群，想排斥也不现实。历史上，直到二战时期，泰国才在民族主义军阀的带领下掀起排华浪潮，但也没有实际实行，战后就废除了那些政策。而且引导排华的那个将军，自身都有华人血统，祖父都是从中国去的。排华在越南，没有民族基础。
所以拉玛五世对中国相对信任，这次开放曼谷给大明海军，就是希望借助大明的力量，将法国驱逐出去，法国殖民了柬埔寨之后，对暹罗越来越不友好，不但迫使暹罗签订了各种不平等条约，还多次在边境制造摩擦，吞并暹罗的野心昭然若揭，这次要不是他们先发兵越南，没准就会找机会对暹罗下手，而他们一旦在越南站住脚跟，下一个目标必然还是暹罗，现在他们在越南失败在即，可是却在柬埔寨没受影响，以后越南有大明保护，可想而知，法国今后会对谁动手了。
至于英国，虽然暹罗始终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周旋，但英国人同样不是什么好鸟，在暹罗也霸占了大量特权，而且为了拉拢英国，暹罗政府从财政到外交都用的是英国顾问，并且将暹罗境内的采矿权几乎都交给了英国人。
但即便是这样，也未必能打消英国对暹罗的野心，缅甸还是英国的保护国呢，趁着明法在越南开战，英国不也灭了缅甸吗。废除了缅甸王室，将缅甸降为印度的一个省。这种情况未必不会发生在暹罗身上，而且是很有可能发生在暹罗身上，甚至是必然要发生在暹罗身上的遭遇。这种认识，尤其是对英国废除缅甸王感到深深的惊惧的拉玛五世发现，除了中国人在对待番国比较可靠，从不干涉内政之外，英法都靠不住。
可是拉玛五世虽然冒险与大明合作，在英国人的背后推动下，为大明舰队开放了曼谷，但却始终不敢进军柬埔寨，担心遭到法国人的报复，结果错失良机，没有跟大明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法国，最后匆匆加入战争，却还是无法改变柬埔寨的局势，而且英国也不再支持暹罗，英国转而开始扶持法国了，这让拉玛五世觉得，他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
只要能保住暹罗，让暹罗百姓安居，让暹罗江山永续，他愿意按照传统向中原王朝，也就是大明朝贡，自称臣属。
可是张弼士向拉玛五世展现的态度，似乎比他想象的还要友好，张弼士告诉拉玛五世，大明并不打算夺取南洋地区的领土，也不打算欺负南洋国家，大明只会向南洋国家展示自己礼仪之邦的传统，在这一点上，大明是跟西洋国家有本质区别的。
不过大明在南洋的商业利益还是需要维护的，也只在南洋地区寻求商业利益。
虽然如拉玛五世想的那样，中原大邦往往不太看得上南洋小国，可也让他担忧，如果大明对这里没有兴趣的话，那又凭什么冒着得罪英法的风险保护暹罗呢。
此去成败难料，拉玛五世觉得，他需要在大明官场上找到助力，眼前这个大明南洋公使态度友好，对南洋的风土人情也是了如指掌，正是他最好的助力。
于是拉玛五世跟张弼士开始谈起了生意，在拉玛五世的印象中，华人就是做生意的，只要让他们赚钱，他们什么都愿意干。
但他很快发现，这个张弼士似乎没有那么容易收买，至少收买的成本很高，暹罗可能收买不起。
因为这个人太有钱了。
张弼士继承岳父家业之后，开始显示非凡的经营实业奇才。他抽出一部分资产，开设了一家经营各国酒类的商行，并承办了当地的酒税和新加坡的典当捐务，随后又承包了荷属东印度一些岛屿的鸦片烟税，收入更是暴利。
1860年代，由于荷兰殖民地印尼岛屿众多，荷兰殖民者对许多岛屿都鞭长莫及，眼睁睁看着利益拿不到手里，所幸就放手让华侨组织垦殖公司，他们好从中攫取税收。
张弼士抓住这一时机，抽出大部分资产投入这一事业，1866年，他在荷属葛罗巴埠创办了裕和垦殖公司，大规模地开垦荒地，专门种植椰子、咖啡、橡胶、胡椒、茶叶等热带经济作物，并在垦殖区间种杂粮，获取了极大经济效益。1875年，他又在苏门答腊的阿齐创办了新的垦殖公司。1877年和1878年，他在荷属怡厘创办的裕业垦殖公司、爪哇日里创办的笠旺垦殖公司就有橡胶园八处，雇工近万人。
在经营垦殖公司的同时，张弼士善于抓住其他商机。他在英属马来亚彭亨州文东埠开设东兴公司开采锡矿，赚了一笔大钱；在日里开设日里银行，专门办理华侨储兑和侨汇业务，成为华侨银行巨头；又用金融资本，在棉兰、槟榔屿兴建中西合璧住宅，发展房地产事业；建立了一个联系海内外的药材批发药行，国内的名贵药材多经张氏药行批销海外，海外名贵药材及西药，多经张氏药行批销回国，沟通了海内外药材市场。
张弼士有多少钱没人知道，他也不会轻易向别人透露自己的财产情况，可是拉玛五世也是一个人精，他通过张弼士跟他讲的生意规模判断，此人身资巨万，可能比暹罗每年的国库收入都高，这样的人怎么收买？
拉玛五世猜的没错，张弼士经营的企业风生水起，获得了惊人的利润，后世传言，到了1869年，张弼士的财产已经达到了0万两白银，成为华人首富，而这一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才7000万两，张弼士的财产比清政府的岁入都高，更何况一个暹罗呢。
但其实暹罗也不穷，他们的财政状况极好。
经过他父亲和他两代国王的改革，暹罗的财政制度效率大幅度提升，加上暹罗处在热带丰富的物产资源，这让拉玛五世不但能不断的进行改革，进行各种现代化建设，同时还不用借一毛钱债务。
历史上，在拉玛五世逝世前一年，暹罗财政收入相当于当时清朝的39%，人均是清朝人均收入的17.3倍，也相当于日本的好几倍。而暹罗的税率是不可能跟明治时代疯狂搜刮百姓的日本相比的，所以单纯从其他角度来考虑，暹罗的改革成绩丝毫不输给日本。
而在富裕程度上，远超中日两大帝国，所以这一时期，大量华侨涌入暹罗谋生。唯一的缺陷是，暹罗的改革没有让国家变得强大，但暹罗人口只有六百来万人的基础上，事实上也不具备成为一个强国的条件。
一个重视财政的国王，一个精于牟利的富商，俩人很快就有了一些相同的观念，比如张弼士就认为，如果暹罗能够加大稻米的垦殖的话，暹罗经济一定大有可为，国力大幅提升。
拉玛五世深有同感，法国人在南圻进行大规模开发之前，暹罗一直都是中国最大的粮食供应国，可是暹罗的开发只限于湄南河下游三角洲地区，中上游尚未得到开发，最大的限制是交通问题。
铁路！
俩人很快就认识到问题的关键是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