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打的并不顺利，大明軍队的手段不多，无非是用大炮强攻，步兵冲锋或者土工掘进，用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老招数。
普法战争之后的法军，对密集的炮击已经有了经验，不会像当初那样，在克虏伯大炮的轰击下就能投降，况且普法战争后他们的大炮也不差，明军在炮战中并不能取得绝对优势，于是一次次进攻无功而返，空留下了一地尸体。
但法军的反击也没什么效果，因为他们反击的手段同样低劣，排着整齐的墙阵，如同火绳枪时代一样，向前齐步走，结果只能是一茬茬的死在机枪之下。
这样在顺化的旱季相互攻守了一个月之后，双方士气都低落了下来，重新开始对峙。
前方的战况不断的汇总到后方，朱敬伦不断的阅读战报，听取相关人员的意见。
梅启照主张长围，他认为古之攻城，多半以围困建功，法国人的营盘稳固，不是短时间能攻下来的。
但陆军司主事邓世才认为，长围对方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到目前为止，明军都无法切断法军交通线。
顺化跟西贡有铁路相通，南圻地区的粮草源源不断，传统的围城困不住法军。而且他们在可以通过岘港和顺化的铁路，走水路运输补给，水陆交通线都在的情况下，如何长围？
讨论的结果认为，不切断法军交通线，就不可能彻底包围他们。
法国为了保证交通畅通，沿着铁路线打造了数百个据点，都以钢混结构碉堡为核心，配备少量士兵就能保护铁路线，要切断铁路交通，就要打破这些据点。
于是战斗方向从正面主攻，转向拔出法军外围的要塞和据点，最后切断法军交通线。
顺化战役进入了第二阶段，双方都放弃了在正面战场上打垮对方的目标，转而开始围绕交通线展开了争夺战。
结果大明突然发现，战况突然就变得对自己有利了，不是明军突破了法军的防御攻占了铁路线，而是随着大明陆军从内测南下，试图迂回夺取交通线后，法军不得不分兵进行防御，也沿着铁路线向南布防，大明的攻击线往南伸展，法军的防御线就必须往南伸展。
但法军总兵力不过四十万，尽管将绝大多数都调集到了顺化，可是西贡是不可能不留守的，因为南圻地区也绝非太平，当地也有越南起义军骚扰法军。
大明则占据绝对的兵力优势，之前法军还能依靠顺化的防御工事收缩防守，现在则不得不分兵阻截明军，兵力立刻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明军敏锐的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更加主动的扩展战线，试图南下迂回包抄顺化后方，切断顺化和岘港之间的铁路线。
法国则是拼命阻挡明军南下，于是不断的从顺化向西南方向延伸战线，构筑防御阵地。
法国人的阻截是有效果的，因为他们成功的将防御线从顺化延伸到了西南边纵贯越南的安南山脉脚下，分水岭另一侧则是荒凉的波罗芬高原，哪里现在属于占巴塞王国疆域，而占巴塞王国则是暹罗属国。
此时法国的战线，一段连着越南西部边境的安南山脉，一边连接到大海，确实阻挡住了明军南下，但也将自身的战线拉长到了一百五十公里。
三十万人，防守一百五十公里战线，平均每公里只有两千人，每米俩人。尽管也不是防守不过来，但却再也无力出击了。而大明作为进攻的一方，却随时都能集中兵力，向某一点进攻，此时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兵力捉襟见肘的法国人，想方设法增加兵力，组建了为数众多的越南伪军，但却又不能放心这些伪军帮忙防守，只能让他们作为杂役，可用的兵力依然不足。
想从国内调兵的话，此时国内政局不是很稳，因为茹费理这个倒霉的家伙，和历史上一样，成功倒台了。
这还是海防战役时候的事情了，当时海防战役虽然是法军主动撤退，但法国国内依然将其视作一场大败，因为法军不止让出了海防，在之前的一系列战斗中，都不断的后撤，从胜保撤到河内，从鸿基撤到海防，最后河内也好，海防也好，又都放弃了。
所以海防的丢失，只是一个导火索，一个让茹费理内阁倒台的导火索而已。
当时海防失守的消息传到法国，法国的爱国群众们马上就愤怒了。
巴黎街头开始骚动，1870年战败的阴影重新浮现，仿佛阿提拉的幽灵。
大作家莱昂·都德描述道：“中国軍队似乎已经开始准备包围巴黎城了。”
当天下午，激进共和派议员克列孟梭在众议院对内阁总理茹费里怒吼道：“我们再也不认识您了，我们不想再认识您了！”
茹费里政府随即垮台。
丢掉阿尔萨斯和洛林十五年之后，在法兰西帝国的意识中，除德国之外又产生一个新的野蛮形象——应该趁早征服这些“黄种人”。
茹费理政府的垮台，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连篇累牍，好像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样，可是在大明的报纸上仅仅是随便提了一笔，因为在真实的历史中，法国内阁垮台，真的算不上什么新闻，至于战败，那不过是一个理由罢了，法国内阁倒台的原因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斗争。
普法战争之后，第三共和国建立，可是这个共和国中派系林立，麦克马洪那样的保皇党都可以当总统，可见政治思想之混乱。贯穿整个第三共和国时代，政坛上始终活跃着各种派系，保皇党、社会党、共和党，温和派、激进派，甚至天主教会也掺乎期间。
如此复杂和混乱的状态，让任何派系上台，都不可能做的安稳。
即便茹费理不因战争而下台，他也会因为各种其他千奇百怪的问题而下台，因为始终有人想要他下台。
从第三共和国建立的1871年，到茹费理下台的1885年，法国总共经历了十七任总理，平均任期还不到一年。
第一任总理朱尔·阿曼德·斯坦尼斯拉斯·杜弗尔，从1871年2月到1873年5月，担任总理一职，他是独立人士，属于温和共和派。第二任是布罗伊公爵，从1873年5月做到了1874年5月，显然这个公爵是一个保皇党。第三任是欧内斯特·库尔托·德西塞，从1874年5月做到1875年3月，他是独立人士。第四任是路易·布菲，保皇党。第五任又是朱尔·阿曼德·斯坦尼斯拉斯·杜弗尔。第六任朱尔·西蒙，属左派共和。第七任又是布罗伊公爵。第八任加伊坦·德·罗切布埃尔是保守主义者。第九任还是朱尔·阿曼德·斯坦尼斯拉斯·杜弗尔。第十任威廉·亨利·沃丁顿是温和共和派。第十一任夏尔·德·弗雷西内是共和机会主义者。
第十二任，就到了茹费理上台了，此时是1880年，当了一年时间。茹费理再一次当政就到了第十七任的时候了，这一次他从1883年当到了1885，显然已经算长的了。正因为他当的时间太长了，而不是他当的不够好，所以才被反对派哄下了台。
这就是第三共和国政治的常态，比后世的日本政坛还乱。好的地方是，经过几十年的革命，建立共和国，推翻共和国，建立帝国，推翻帝国等等政治大事件之后，法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以成为欧洲二流强国的代价，将自己的政治进化到了混乱却能保持平衡的境界。
总理随便换，但政府却始终能保持稳定，这也算是特色了，犹如后世的泰国，政变不时的玩一个，但从不会天下大乱，因为政变本身就已经成了泰国权力平衡的一种手段了，同样的道理，总理倒台也是法国政治权力平衡的一种方式。
所以茹费理倒台真的不值得大书特书，因为他已经是难得的在任时间长的总理了。
茹费理倒台之后，很快总统就任命了新的内阁，亨利·布里松内阁。
此人是激进共和主义者，跟赶茹费理下台的克列孟梭都是激进派，但克列孟梭却是社会党，依然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克列孟梭是反对殖民扩张的，认为殖民扩张除了让一小部分巨头大发横财之外，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降低法兰西民族的道德。
法国议会中充斥着这么多的派系，让他们的执政政策不可能一致。维系法兰西共和国权力的，当然就不可能是内阁政府，而是他们的总统。相对于总理交替频繁，法国总统的位置就比较稳固，想废除总统的法律程序十分复杂，几乎不可能做到。但问题是，第三共和国总统并不直接行使权力，而是通过任命总理来实现。总理内阁不稳定的情况下，政治也就不可能稳定了。
这种情况，直到二战后戴高乐建立了第四、第五共和国，加强了总统权力，让总统成为真正的执政者后，法国政治才算稳定了下来，政府首脑终于能够坐上几年了。
所以茹费理内阁倒台，法国人早就习以为常，大明都习以为常。法国不但不会因为茹费理的倒台而陷入混乱，反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连战争都不会受到影响。
唯一受影响的，不过是战争的投入度而已。因为要说服一个个派别，包括从根本上强烈反对殖民扩张的派系支持增加预算，增加兵力，这个非常难。
而大明却不存在这些问题，在看到法军兵力紧张之后，大明反而持续的增兵。在确保物资供应的情况下，打算将前线兵力增加到一百万人。同时新的牵制法军兵力的战术，也一一制定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