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之中，贾继春带着督察院御史们，在锦衣卫南镇抚司大批人马的配合之下，清点查封了钱谦益以及赵之龙、张拱日、汤国祚、焦梦熊四个南都勋贵武臣的府邸和财产。
而南镇抚司镇抚使骆养性麾下的锦衣卫，也在几天之后按照之前朝廷的旨意，押送着惠世扬一家十数口，以及世居苏州的钱谦益本人，及其父族、母族、妻族三族千余口，乘坐着长江水师的船队，走海路往福州而去。
等到了福州之后，博平侯郭振明所统带的长江水师将原路返回，而这些押送出海的人等，将转给基本上控制了闽粤沿海的郑芝龙船队，分别转送东番和琼州。
离开南镇抚司大牢的那一天，年龄还不到五十岁的钱谦益，几天之内头发花白了大半，仿佛老了十岁都不止。
钱谦益及其三族千余口，虽然被抄没了在南直苏松两府的全数财产土地商铺，但是他却并不需要为接下来的东番生活而忧虑。
因为他毕竟是名满江南的士林领袖，就在消息传开，而他也即将临行之际，南京和苏松两府，还是有不少的门人弟子前来江畔码头为其送行，足足有上百人之多。
而他的这些门人弟子之中，虽然没有人选择跟着他前往流放地，不过每个前来送行的弟子门人，都给他送来了数量不菲的盘缠。
钱谦益并不是一个纯粹欺世盗名的伪君子，毕竟是进士及第，翰林出身，说他满腹经纶也并不为过。
因此，他也很明白树倒猢狲散的道理，这些门生弟子之前想从他这里得到什么东西他很清楚，而他想从这些门生弟子身上得到什么东西，他自己哪里还不明白？
说到底，不过是名利而已。
所以，对于带着临别馈赠前来相送的弟子门生，他没有一点求全责备的意思，有的只是强自表现出来的那种临危而不乱的所谓君子风度。
他很清楚，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名声比什么都重要，只要他的名声还在，他就还会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
所以即便是心中惶恐、命运未定，但他在临登船离开之际，仍然表现的风轻云淡，一派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儒林宗师风范，令留在岸上的弟子们一时心折不已。
对于应天府码头上这番情形，王之心、骆养性等人除了如实上报皇帝之外，并没有进行干涉，而是听之任之。
对他们来说，赶紧把这个烫手的山芋送走，丢给闽浙总督去收拾才是正理。
钱谦益怀着十分复杂难言的心情，在锦衣卫南镇抚司人员的看押之下，登上了博平侯郭振明亲自坐镇统带的长江水师，一路沿江往东而去。
当然，钱谦益到了东番之后，很快就得到了郑芝龙的礼遇，并且之后不久，郑芝龙还让自己的儿子郑森拜在了钱谦益的门下，执弟子之礼。
这一点，就不是如今身在南都的这些人所能够预料到的了。
随着钱谦益的离去，从京师来到南京任职或者办案的这些人，才算是真正放心下来。
不管是王之心、骆养性，还是魏国公徐弘基，这些人要么是太监、锦衣卫，要么就是勋贵，说白了，他们这些人传统上与文官并非一类人，他们理解不了周延儒、贾继春等文官心中的担忧。
因为只有这些同为进士出身、同为朝廷文官的人，才能够真正认识到江南读书人的力量，才会真正去忌惮江南士林中的那些领袖。
不过这一次，钱谦益的表现让他们感到放心的同时，也在心底里对他产生了一种由衷的蔑视。
如果此时身居江南的东林领袖，不是钱谦益这样的软骨头，而是顾宪成、高攀龙或者杨涟、左光斗那样的人物，那么此时的江南士林，绝不会如此这般风平浪静。
不过那样的话，可能就又会出现另一番血雨腥风了吧。
当然了，周延儒、贾继春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来自后世的经验。
东林党经过天启年间与阉党之间的激烈党争，骨头硬的人物，都早就坟头长草了，而留下的多数都是软骨头。
而且天启以后，江南士风柔弱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明末江南，曾有一首诗，生动地记录了当时的社会情景：“昨日到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这首诗的作者叫作李东，明末清初的士人，也曾是东林党的弟子，他在一本叫作《见闻杂记》的书中写道：“熟闻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姑不论也……”
这是当时江南读书人自己的描述和记载，由此可见，当时江南的士林究竟是一副怎样的情景。
在这样的士林风气之下，面对如狼似虎的满清军队，发生在扬州和江阴的殊死抵抗，就越发显得珍贵了。
南京距离北京两千多里地，若是使用如今在两京之间畅通无阻的驿站系统，用六百里加急的方式传递奏章信件，十天之内就完全可以实现一个来回了。
当南京这边的官员们，刚刚小心谨慎地送走了钱谦益、惠世扬这样的东林大佬，他们很快就又接到了崇祯皇帝从京师发过来的几道旨意。
其一，诏令魏国公徐弘基继续总督南京京营军务，同时由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解学龙兼任南京京营监军御史。
其二，诏令怀远侯常延龄、博平侯郭振明、诚意伯刘孔昭和南宁伯毛孟龙接替赵之龙等人，分掌南京五军都督府前后左右都督府。
其三，诏令博平侯张拱日、灵璧侯汤国祚、忻城伯赵之龙、东宁伯焦梦熊本人在狱中自尽。
隆平侯府、灵璧侯府，以及忻城伯府、东宁伯府，四个勋贵世家一律夺爵抄家，全部家产土地商号抄没充作军资军用，全数家人亲族仆役流放瀛洲为庶民百姓。
其四，原南京礼部尚书钱象坤、户部尚书兼掌吏部事郑三俊，致仕归籍。
张延登贬职为山西巡按，钱士升贬职为延绥巡按，旨到之日即刻赴任。
张延登这个人虽然主张海禁，反对开海通商，但他在浙江巡抚的任上之时，曾经指挥浙江水师大战闽浙海盗李芝奇、陈成宇、白毛老等人，在大陈山、普陀山一带海面取得过不错的战绩，在明末普遍眼高手低的地方官员中，还算是能干的一个。
所以崇祯皇帝想来想去，还是没有将他一撸到底，让他削籍归乡，而是把他用到了山西巡按御史的位置上去。
巡按御史是个七品官，官职虽然不高，但是权力却不小，属于各省按察使之外，另一个有权管理刑事、民事、治安捕盗等全省地方司法事务的官员。
官小权大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巡按御史代表朝廷，制约各省按察使的权力，以免这些按察使一手遮天，导致什么冤假错案发生。
原山西巡按罗世锦被免，刚好让张延登过去顶替，发挥其剿匪捕盗的余热。
至于钱士升接替的，则是延绥巡按李应期。
有功必赏，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一直坚持的做法，延绥巡按李应期作为之前陕北绥德州守城防御战中守城一方的最高官员，既然守住了城池，就要给予褒奖。
刚好，如今流贼进了山西，而山西的参政裴俊锡又被免去了官职，回家读书去了，所以崇祯皇帝没怎么犹豫，就把李应期越级提拔为山西参政。
因此，前南京礼部侍郎、江南士林“四钱”之一的钱士升，就顺其自然地，被安插到了李应期空缺出来的延绥巡按的位置上去了。
说起来，除了这么安排，崇祯皇帝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钱象坤、郑三俊都是年事已高，即使致仕回家，继续讲学收徒什么的，也搞不了多少年了。
再加上钱象坤是浙江绍兴人，郑三俊是南直隶池州府人（今安徽池州），老家都不在苏松两府东林党的大本营，所以即使回了故乡之后想搞事情，也搞不出什么大风浪。
而钱士升不同，他的老家是浙江嘉兴府的嘉善县，与苏松两地都离得很近，特别是距离东林党的大本营即位于无锡的东林书院，也不远。
加上他的罪行说起来也不大，你又没法因此而杀掉他。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送走了一个“四钱”之一的钱谦益，再搞来一个“四钱”之一的钱士升，那么苏松两府的东林弟子们，岂不是又有了一个天然的主心骨？
所以，想来想去，崇祯皇帝还是捏着鼻子，将他用到了延绥巡按的位置上。
若是他足够命大，那么他就能活下来，若是他运气不够好，那么在那个地方想要保住命，可是不太容易。
即便是几年之后钱士升性命无忧，想必他也会对明末的内忧外患有一个直接真切的了解，而不会像过去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懂得坐而论道、推崇清议救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