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临来亚珊圣城之前曾颇为忐忑，担心自己遭遇不测，为此做好随时脱身的准备。然而来到圣城这些天，先后拜访了西格蒙特元帅一家、福格尔家和韦恩斯坦家，所到之处从未因自己的叛党身份遭受非难，还都受到主人家热情款待。
这样的反差使他既钦佩帝国上流社会的风度礼仪，同时也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深层危机。
当人类文明还处于石器时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是部落，而后逐步发展出宗族与家族。在那个古老的年代，人们注重的是以血统为纽带的家族，由此出现“贵族”与“平民”、“奴隶”的分野，家族荣誉高于一切，“国家”观念却很淡泊。学者们周游列国，向贵族与君王推销自己的学术观点，并不会因其为异国效劳而蒙受本国同胞的指责，“良禽择木而栖”是当时的社会共识，帮助敌国壮大起来、最终消灭自己祖国的名人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并没有受到时人谴责。直到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和民族的观念才渐变成熟，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逐渐成为社会上的主流观念，家族的观念则相应受到削弱，“国”的利益凌驾于“家”的利益之上，从这个角度来讲，每一个爱国主义者都是其原生家庭乃至同宗氏族的“背叛者”。
但是这种将家族血缘情感拓展为祖国同胞之爱的历史进程，并不是在社会各个阶层同步扩散的，与人们的想象相反，往往是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最先拥抱上述思潮，而居于传统社会金字塔尖的贵族和王室成员则没那么“爱国”，更留恋以血统为纽带的家族观念，并且热衷于利用通婚来加强这一纽带。所以一国的君主很可能是另一国君主的近亲，一国的贵族去到另一国同样会受到贵族应有的礼遇，在外国宫廷的社交场上遇见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远近亲戚也不奇怪。哪怕两个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也存在频繁的王室通婚，两国贵族的交往也不会因战争而中断。既然一国贵族完全有可能通过婚姻成为另一个国家的贵族，甚至有可能成为该国的王位继承人，他又有什么理由认同相对更“狭隘”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说，秉承古老家族观念的贵族阶层与当今思想最开放的那群人——推崇自由贸易的跨国资本集团——达成了奇妙的共识，都是天然的“叛国者”。
罗兰在亚珊帝国这些天，接触到的名流——包括帝国贵族与新兴资本家族——都属于上述集团，因此他很容易的就被这个圈子所接纳，远东叛党这一身份仅仅给帕拉丁娜的母亲带来暂时的烦恼，而且汉娜夫人很快就摆脱了这一困扰。这种对国家与民族观念的冷漠态度，使罗兰感慨良身，换做是在远东，就绝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安东尼·福格尔的经历可以作为佐证。当初他还以帝国富家公子身份自傲的时候，寇拉斯堡的社交界对他紧闭大门，直到安东尼觉察到人们自然流露的民族情感和强烈的国家意识，顺应时势公开登报声明改换国籍，装出一副弃暗投明的姿态才赢得远东人的谅解，得以敲开寇拉斯堡上流社会的大门。
作为远东民族解放运动的推手，罗兰无法简单评价上述两种观念孰优孰劣。“民族主义”固然有其狭隘的一面，却能够凝聚民心，形成一股为国家富强、民族崛起而上下一心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有利于改变远东当前贫穷落后的弱势地位。亚珊帝国贵族与资本集团的“国际主义”观念当然有其宽容开放的优点，但是有资格跨越国界谋取利益而不失体面的人毕竟只是两亿帝国民众中的极少数，广大中下阶层在这个问题上显然与前者存在矛盾。这一矛盾在和平时期不易觉察，而当国家处于危急关头便会爆发出来——朝野上下不是一条心，各个利益集团貌合神离，各打各的小算盘，终将酿成巨大的后患。
由韦恩斯坦家回到亲王府，罗兰洗漱过后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考虑到信笺被拦截的可能性，他以尽可能含蓄的笔触讲述自己在圣城这些天的见闻与观感，施法寄了出去。
第二天就是二月五日，罗兰起了个大早，在西格蒙特元帅的书房度过难得清闲的一天，傍晚时分换上帕拉丁娜帮他订制的全套礼服，挽着同样打扮的很正式的公主殿下，同乘马车前往普爱宫，出席皇太子弗兰克举办的晚宴。
罗兰此次访问亚珊圣城，主要目的就是会见弗兰克。皇太子殿下的确如同人们描述的那样年轻俊朗，活力十足。
罗兰在觐见皇太子时悄悄开启“命运之瞳”，结果到也不出所料，对方身上有神力保护，只能看出是“培罗选民”兼传奇圣职者，具体有多强却无法侦测。
弗兰克对待罗兰非常热情，主动与他拥抱，欢迎他来到圣城，并且为直到今天才有机会与这位久仰大名的青年才俊见面小小的抱怨了一通。罗兰明知道对方的做派多半出于客套，却还是禁不住受宠若惊，暗自感动。
弗兰克亲热的搂着罗兰的肩膀，帝国皇太子与远东王子，两位年轻有为、风采非凡的美男子并肩走进宴会大厅，立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罗兰不动声色地扫视大厅，发觉出席晚宴的宾客都是中青年，从举止气质来看，不是年轻气盛的贵族就是恃才傲物的学者。看来正如帕拉丁娜所说，参加今晚聚会的除了他一个外来者，其余都是“改革俱乐部”的成员。
围绕在弗兰克身边的“改革派”人士不下百人，其中最受他倚重的有三位，分别是商界代表小艾伯顿·韦恩斯坦，军界代表帕拉丁娜·西格蒙妮·汉森伯格，还有学术界与金融界的代表约翰·劳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