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在酒吧一直喝到很晚，最后李斯年和比利二人半斤八两，谁都没有占到便宜，倒是被众星捧月般对待的斯嘉丽一直都是兴奋不已，上蹿下跳，骄傲的就像一只小天鹅。
幸好挑起事端的兄妹两个还算有些良心，没有将李斯年丢在酒吧不管，也没有把他送回到阴冷的地下公寓，而是扶着他回到了位于上西区（Upper west Side）的公寓。
这间公寓，因为离哥大比较近，平时都是布雷迪兄妹两个人在住，肖特上尉在南汉普顿（South hampton）还拥有面积更大，设施更全的别墅。
宿醉的李斯年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过来，他简单的洗漱了一下，没来得及吃女佣准备的早餐，就和布雷迪匆忙赶往学校。
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曼哈顿区的最北面，位于上城的晨边高地，与华尔街，百老汇，以及未来的联合国总部比邻而居。
此时，米国正处于历史上第二个最繁荣的时期，被称为“爵士时代”，仅次于之前的“镀金时代”。
欧战的爆发导致欧洲市场各种物资短缺，站在一边看戏的米国被这个天大的馅饼砸中，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供货市场，其工业化生产规模急剧扩大，股市大涨，投机气氛浓厚，为整个社会提供了经济大发展的宝贵机会，但同时也为二十年代末的“大萧条”埋下了隐患。
最近这几年，曼哈顿岛上的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不断刷新着纽约的天际线。
向南面望去最显眼的就是1913年建成的伍尔沃斯大厦，792英尺(241米)的宏伟建筑成为了此时的“世界第一摩天大楼”，并保持了16年，直到1929年才被318.8米高的克莱斯勒大楼超越。
李斯年所就读的哲学系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文理学院，是哥伦比亚大学最古老的学院之一，也是最大的学院，它涵盖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等诸多领域，提供超过50个不同的学科。
其中物理专业是文理学院最杰出的专业，后世共有33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在这里学习工作过，着名的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就长期在此任教，米国二战时期着名的曼哈顿计划也是诞生于此。
在哥伦比亚大学东南角的一大片区域都是文理学院的教学办公场所。
李斯年今天急着过来，就是找霍华德教授讨论一下毕业论文选题方面的事情，布雷迪则是闲来无事跟着来打酱油的，但也未免没有想看李斯年笑话的想法。
米国大学的毕业季主要集中在春季末至夏季初，即五月和六月，春假过后再回来，准备论文的时间就不多了。
哲学系对于本科生的论文虽然没有那么高的学术上的要求，一般就是就某个具体的哲学问题发表下人云亦云的看法，或者写一篇简单的读书心得体会，它更在意的是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提升学术素养和积累研究经验，但是也不容小觑。
尤其是不同学校，不同导师的要求不同。
霍华德教授就属于那种治学严谨的老学究式的人物，李斯年之前苦心构思的几篇文章都被他给否绝了。
但是，现在时不时灵光一闪的李斯年感觉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有了巨大转变的他，早晨醒来之后，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就想到了一个绝好的点子，并做好了构思。
轻轻推开霍华德教授办公室的门，李斯年看到办公桌前面坐着两位教授，除了霍华德教授之外，还有一位年纪差不多，但是面容更显慈祥的老者，两人似乎正在讨论着什么，神情专注而投入。
这位教授李斯年也认识，就是之前和布雷迪提起过的约翰·杜威教授。李斯年虽然平时都是跟着霍华德老头儿混的，但是大一时也上过他的课。
可惜之后两年杜威教授一直在外讲学，尤其是应胡适之、蒋孟林、陶星之等华国弟子的邀请在华国待了两年多时间，直到去年秋天才回到米国。
这也导致李斯年想选杜威教授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导师，从而和国内的一些师兄们攀上关系的愿望彻底落空，无奈之下他只好选择了霍华德教授作为替代品。
是的，胡适之、蒋孟林、陶星之，还有郭炳文，张柏玲这些未来在华国思想、教育领域内鼎鼎大名的人物都曾师从于杜威教授，攀上他可是混入华国顶级文化圈子的一个绝好机会啊，这么好的机会怎能放过。
胡式在杜威离开华国时，专门写了一篇《杜威先生与华中国》的短文，感叹：“自从华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华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华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
可见其对于这位授业恩师的推崇。
碰到了教授们在谈话，自然就得安静一些。
李斯年不想打断他们的谈话，悄悄地和布雷迪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尽量保持低调。
霍华德教授看了李斯年一眼，也没有在意。
李斯年却是全神贯注的听着二人的讨论，这可是大师之间的对话啊，听个皮毛也会受益良多啊。
二人似乎在讨论杜威教授最近发表的一篇有关实用主义哲学的论文。
两位教授都是米国哲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一时间办公室内唇枪舌剑。
在以前这种级别的讨论可不是李斯年所能听懂的，但是现在听了一会之后，他发现自己不仅听懂了，还理解了，更甚至还有种跃跃欲试的冲动，想参与到两位教授的讨论之中。
在杜威教授又一次驳倒了霍华德教授的观点之后，李斯年终于找到了插嘴的机会。
他想给霍华德教授帮帮场子，先给他留下个好印象，也好有利于开展关于自己的毕业论文的话题。
“抱歉，两位教授，打扰一下。”趁着二人沉思的间隙，李斯年插嘴道。
办公室内突然响起了第三个人的声音，立时吸引了两位教授的注意力。
坐在李斯年旁边神游的布雷迪也被他这一突兀的插话惊呆了，他习惯性的向沙发旁边挪了挪，深恐被好友不知好歹的的行为所波及。
李斯年没等霍华德教授训斥自己，继续说道：“我刚才听了二位教授的讨论，对您二位的深厚学识感到非常钦佩，杜威教授刚刚提到的观点对我也很有启发性。”
恭维了一番之后，李斯年说道：“不过，在仔细思考之后，我似乎发现了一个小问题，不知道我理解得是否准确，还请您二位指正。”
听着李斯年开始的话语，霍华德教授还撇了撇嘴，以为这个学生只是想要奉承两句而已，但是听他后面煞有介事的说要请教，才来了兴趣。
在霍华德教授的印象之中，李斯年这位学生简直就是华人学生中的异类，或者说是败类。
受米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最近这几年来哥大求学的华夏学子也有不少，但是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埋首于书海，无论昼夜，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以求回去报效祖国，霍华德教授对这些人也是十分欣赏的。
而李斯年这个学生则是完全相反，逃课打架都是家常便饭，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每门课程也基本上只能做到将将及格而已。
课堂上能看到他没缺席就不错了，可从没见过他说出请教问题的话语。
霍华德教授此时已经认定李斯年是在装腔作势，哗众取宠了。
而杜威教授却尚不清楚李斯年以前的为人，他还以为这是霍华德教授的得意门生呢，于是他向李斯年点头致意，说道：“哦？请说，我们一起探讨一下，我也很愿意听听你们年轻人对于这篇论文的看法。”
李斯年说道：“我刚才听二位教授是在讨论实用主义哲学在学校教育方面的具体体现，我以前就拜读过杜威教授的文章，您提出了‘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学生为中心、从实践中学习’这些观点，深刻的揭示了教育的本质，这些都和现行的陈旧的教育观截然不同，我认为是十分先进和具有积极意义的。”
这四句话是杜威在后来的着作《民主与教育》一书中对于自己的教育观进行的总结性的概括，尤其是后面两句此时还没有被精炼出来，现在被李斯年不经意的抛出来立刻引起了他的兴趣。
杜威教授点了点头，说道：“你倒是对于我的教育观点总结的很好，‘学生为中心、从实践中学习’这正是我想要表达的。”
听到夸赞的话语，李斯年更加大胆了，继续说道：“但是我对此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
杜威教授来找霍华德教授探讨，就是想听一些不同意见的，从而完善自己的理论，这时听到李斯年的话，兴趣大增，鼓励的说道：“是吗？愿闻其详。”
李斯年说道：“我认为教授您的理论虽然具有颠覆性，但是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如果过于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可能会导致教师的主导性被忽视。在教育过程中，教师的作用不仅是传授知识，还包括引导学生、塑造其价值观等。如果过于强调学生的中心地位，可能会削弱教师在教育中的引领和塑造作用。”
李斯年的一番话正是刚才二位教授所争论，却又没有辩透的话题，此时被他一语道破，顿时让杜威教授刮目相看，更是使旁边的霍华德教授以及布雷迪二人目瞪口呆。
布雷迪心想：“昨天你小子还在和我胡诌曲解杜威教授的教育理论，今天怎么就说的头头是道了？难道是昨天的那顿酒起了作用？”
正在布雷迪想着是不是今晚也去Irish pub大醉一场的时候，李斯年继续说道：“至于从实践中学习，就是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做很容易陷入就事论事的局限，从而可能忽视引起问题的更深层次原因和背景，从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随着他的话语，杜威教授不断的点头，甚至拿起桌上的钢笔，记下了两个关键单词。
李斯年见教授如此虚心，继续说道：“另外，‘从实践中学习’的教学方法也可能会忽视对于学生系统知识的培养。系统的知识体系是学生未来发展和创新的基础。如果过于注重实用和实践，而忽视了对系统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可能会限制学生的长远发展。”
李斯年还在滔滔不绝的说着自己的观点，他继续批评了杜威教授提出的“教育无目的”论，以及他的教育理论当中一些过于理想化的空洞设想。
这简直是将杜威教授新发表的那篇文章批评的体无完肤，直白的话语连霍华德教授听着都十分刺耳，都感觉这实在是有些过分了。
这也不能怪李斯年，此时他的脑海中灵光不断闪现，嘴根本不受大脑控制，只想一吐为快。
不过大师毕竟是大师。
就在李斯年说完话，沾沾自喜的时候，杜威教授开始反击了，他一一回应了李斯年的疑惑与批判，并指出了其中的一些谬误。
李斯年也不甘示弱，继续发起新的冲刺，于是办公室内又响起了唇枪舌剑的辩论之声，只是换了两个人而已。
而目瞪口呆的霍华德教授和布雷迪二人却再也插不上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