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73年12月中旬的一天。
由一位年近50名叫张佩文的中年男子赶着一挂套有4匹骏马的胶轮大车满载行李箱柜终于把我们一家人从地狱般的腰杭乃村接回了国营东方农场二分场（鹿场）。
我家的新居位于二分场最后一栋职工“干打垒”住宅东属第二家，面积约有50平方米。其中有半间是厨房，一个大间是用于摆放箱柜家具和南侧搭有一铺大炕，北侧搭有一铺小炕的正房。房子外面砌有整齐的院墙，院落约有60平方米，在依托左院墙一侧建有一窄溜仓房和鸡架狗窝。木制的雨达和两扇院门正对着厨房进出房屋的风门。在这间标准农场职工住宅房的里间，正屋南面是一大窗，北侧有一小窗。隔窗北望，可见岗坡之下的大片麦田和正北方向的一片影影绰绰的树林，那是远近闻名的“苏可果园”。
见有新邻搬来此屋，未经招呼前后左右邻舍都一哄声地跑过来帮忙缷车了。他们有东屋近邻郎春华和郎春彦兄弟；有右手第一邻居山东人杜培东、杜辉兄妹；右手第二邻居尚文胜、尚志杰父子；右手第三、四、五邻居山东人王玉信、王景信、王善信兄弟；第六邻居鹿场场长卫中凡的老伴等。此外，与我在农场中学同班读书的许言信、邱元友、王军、卫仁休和一个外号叫“张大晃”的同学也都赶来一起帮忙缷车了。当年的热闹场景至今想起来仍让我倍感无比温暖。那是一种在那边刚刚摆脱歧视、欺侮与冷漠；而这边却获得热诚、友爱与温馨的感受。相比之下，那可真是“一阴一晴、一冷一热、一明一暗”两重天啊！
果真是人多热情高、干劲大、出活儿。不屑一刻钟光景，车上的东西就全被搬进了屋里。恰在此时，鹿场书记徐乃迁和场长卫中凡两人赶了过来。徐乃迁看上去不到40岁的年纪，走路迈着“外八字”步，说话慢声拉语，是个专业型的技术干部；同比徐书记，卫中凡场长是个矮个子、为人精于算计、说话办事分外严谨的技术型干部。他与徐乃迁均毕业于吉林省左家特产专科学校且为同班同学，都是专修梅花鹿饲养专业的高级知识分子。
只见徐乃迁走进屋内一边跟母亲握手一边说道：“老嫂子，我和卫场长是受闫振生书记委托来看您跟孩子的。这些年让您和孩子受苦啦！打今天起您在鹿场生活如有什么困难，请尽管跟我和卫场长说，我们会尽力帮您解决的！”
徐乃迁的话音刚落，母亲的眼泪也跟着落了下来，她随口说道：“谢谢两位领导！谢谢闫书记对我们全家人的照顾！我一定要教育孩子好好学习，绝不辜负农场对我们一家人的大恩大德！”
正是沐浴着鹿场人对我们这个刚刚受过心灵创痛的苦难家庭播洒的阳光雨露，我们开始了在二分场（鹿场）的全新生活。
鹿场的正宗官方称谓是：“镇赉县国营东方红农场二分场”。该场是一家以专业“舍饲放养梅花鹿”为主业的特产专业牧场。当时分场有住户40家，在编全民所有制职工75人；分场设有“梅花鹿养殖”和“后勤服务”两支专业队；有存栏梅花鹿（含母鹿公鹿）1100余只；平均年产鹿仔400只、年产药用干茸3000两。是省属张家园子农场下属9个分场中的一家骨干分场。
鹿场地处张家园子农场核心区域。东距一分场（场部）10华里；东北至李八虎（五分场）7公里；西北至苏可屯（四分场）5公里；南至三分场5公里；西到孟家油坊20华里是可以放养梅花鹿的广阔草甸。
鹿场初建于1966年。多数专业老职工包括书记徐乃迁、场长卫中凡等都是从延边汪清鹿场整体随“鹿群”一并迁到镇赉张家园子农场的。后期随着梅花鹿养殖规模的扩大又从山东支边移民和复转军人中扩充了一部分新职工。
整个鹿场建在一个方圆1.2平方公里的突起土岗上。土岗西北高，东南低。在土岗的东缓坡上并排建有6栋成趟的“干打垒”住宅。在住宅片区右前方300米处规划建有一大片“鹿苑区”；在对着“鹿苑区”的左前方依次建有“青贮堆放场”；鹿场礼堂、仓库、食堂；二层鹿场办公楼和“炸茸车间”；马廐、机务队、学校、卫生所。在土岗中轴线上建有一条由北至南的主街。从外观看去是一个规划布局精巧、房舍建设整齐、彩化绿化亮眼、场区欣欣向荣的典型现代化农场新村。
自打我家搬回鹿场后，一家人的生活不仅在衣食住行方面有了保障，而且在精神层面也不再压抑了。母亲的脸上也能时常看到难得一见的笑容了。此时我正在张家园子场部中学读初中二年级；老五在苏可小学读五年；老六在苏可小学读三年。
我是1973年8月暑假过后转学到东方红农场中学初中二年一班插班读书的。因在办理转学手续时，腰杭乃王忠义校长也一并把我的“共青团员”组织关系开给了农场中学，故“从腰杭转来的陈孝章是共青团员”一下便传遍了整个农场中学。要知道，那可是个大力提倡“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年代。“团员”身份对于提高全校师生对我的认知和跻身学校政治生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别的先且不论，就说时任张家园子农场中学的党支部书记，10年后成为我老丈人的张连奎吧，为了看看新转过来的我是个什么样子还特意到班里来看过我一次。那时候，农场中学很大，从初一到高二每个年级都有两个教学班，全校共有8个教学班约400名在校生。团员占比仅为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五。我至今还记得那时高二班的学生团员有高二班的班长卢方（先任农场团书记，随后恢复高考就读吉林工大最后去深圳经商办企业）、高一班的班长张玉良（后在镇赉县邮政局当了一名管理干部）。而在初二两个班只有我一人是“共青团员”。由此可见，在那个时代要想获得团员身份须在各方面都得有“绝佳表现”。谁取得了“共青团员”称号谁就等于在政治上具有了非同一般的“含金量”。
时任当时农场中学党支部书记的张连奎，是一名从部队转业的连职军官。此人1.78米身材，不论站立或行走都是绝对的军姿标准。他相貌英俊帅气，口语表达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他文化水准尽管不是很高，但不乏政治智慧，在文人汇集的农场中学教师堆里还是具有相当不错“口碑度”的。
时任农场中学校长苗德森，40左右岁，1.9米的大个头，水蛇腰，师范科班毕业。以教学管理和授课见长。他课堂教学的最大亮点是：逻辑性、知识性、趣味性强。一堂语文、历史课，他往往能使学生身临其境，外加妙趣横生的语言总能给学生留下经久不忘的印象。凭心而论，他的教学风格对我日后10年从教影响极大。说白了，我的课堂语文教学是一直带有苗老师的模仿痕迹的。
我在张家园子农场中学从初二到高中毕业总共读了三年书。这三年既是我由少年转入青年的过渡期，也是积累学识和形成“三观”的成长期。在此期间，有多位老师和同学都对我的成长产生过深远的重大影响。至今想来，我和他们之间的故事仍是那样令我万般感动：
——田永财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他是教我们物理课的。毕业于文革前的长春冶金专科学校。田老师是一位长相帅气、举止温文尔雅，且颇受学生喜欢的老师。他说话有板有眼，慢声拉语。他的物理课讲的棒极了。一些偏爱理科的如崔苍松、李瑞峰同学经常爱跟田老师粘在一起。我是偏爱文科的学生，但因我在从事班务管理和参加学校政治活动方面是个“阵阵都少不下”的干将，自然也就成了田老师的“得意门生”。
田老师对我的第一个”好”，体现在政治上对我的“善加保护”。他知道我在各方面都表现积极，但他也知道我的“软肋”是太过单纯。为防止我沦为学校各方政治博弈的牺牲品，他经常给我“吃小灶”，向我介绍学校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他对一些人和事的看法。正因为有了田老师的时常提醒和告诫，故那段时间我才没有“翻船”或出现“被别人当枪使”的情况。对于一个初到农场中学甚至根本不知道学校“水深水浅”的人来说，田老师这是在“指点迷津”。若非如此，我或许很早就栽了跟斗。
田老师对我的第二个“好”，是体现在生活上对我的悉心关爱。当时我们家还住在腰杭乃。由于家里吃不饱，所以中午时常带用麦麸子掺玉米面蒸的“黑窝窝头”就萝卜条咸菜
到外边偷偷吃。后来这种情况被田老师知道了，于是他开始隔三差五以请我到他家干点活为由变向给我改善生活了。记得田老师的老伴是个长得挺黑、身材矮胖，老能干活的山东女人。家里有1个姑娘2个小子。大女儿身有残疾。说句实话，那段时间田老师家的饭我可真没少吃，尤其是师母蒸的山东大馒头总能让我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饱歺一顿。
对于田老师在那一时期善待于我的这份深情厚意我从未敢忘。每每想起总会让我心中泛起暖意，感动不已。
——苏沐是我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也是学校语文教研组的学科组长。他长得面部白皙瘦削，1.6米左右的个头。他举止斯文，说话语吐珠矶，以精通现代汉语、古汉语和国内外文学见长。此外，他博览群书、通晓历史，犹擅吉剧、话剧等剧本的编写创作。是农场中学在文科学养方面无人能及的学科带头人。
苏老师家住鹿场，与我家仅一道之隔。他的爱人田华是田永财老师的二姐，故我也随同田老师一样习惯亲切地称她为“二姐”。二姐时年30左右岁，长相俊美，说话温婉动听，一看就是个读书人。她跟苏老师育有一儿一女。女儿苏晓宇长得白净可人，打小一看便遗传了苏沐老师很好的文化基因，后来女承父业，现在公主岭市一中学任初三把关语文老师；儿子苏东来长得乖巧、伶俐、懂事、可爱。现任吉林省工商银行人力资源处处长。纵观农场当年那茬人的晚辈，能超过苏沐老师儿女的还真是凤毛麟角。
毫不夸张地说，苏老师对我整个人生运程的影响是带有决定性的。说得确切些，他就是我在茫茫暗夜那个手举“火把”给我照亮前进道路的人；他就是我在浩渺海天之间帮我扯起人生航帆的“艄公”。没有他的点拨我就找不准前行的方向；没有他的鞭策我就会丧失自信心甚至很难形成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认知。
苏老师是那位给我打开中外文学大门的“领路人”。自打从我1973年8月就读农场中学成为他的“关门弟子”到1983年10月，他一直从未停顿地在影响和教育着我。那个年代，能读上几本中外名着似乎比登天还难，关键问题是找不到获取这些书藉的渠道。让我倍感幸运的是苏老师恰恰能“掏换”到这些书。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我陆续认识了“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普希金”和中国古代的“罗贯中”、“施耐庵”和近代的“巴金”、“茅盾”等中外知名作家。他们的文学作品像磁石一样地吸引我，灌溉着我干涸的心田，极大地激发起我对阅读和写作的浓厚兴趣。现在看来，这10年是我读书最多、思考最多、练笔最多的10年。没有这10年的累积和磨砺，也就不可能为我日后的成长打下扎实的“文学基本功”。这也正应了“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么一句真理了。
苏老师是那位把我带到不辞辛苦“爬格子”和“耍笔杆”的“第一人” 。苏老师让我最佩服的是“特能写”，而且写得好写得快。记得那是1975年入冬时节。一天，我在去苏老师家串门时，发现他正在创作一部四场吉剧《场社之间》准备排练参加东部四社一场文艺大汇演。得知这一情况后，苏老师用带有启发性的口吻对我说：
“孝章啊，你知道读书跟写作的关系吗？在这两者间，读是手段，写是目的。读是为说和写服务的，一个人只有既会说又会写才能成为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听了苏老师这番话，我忽然有了一种如梦方醒的感觉。也正是这次见面，苏老师悄悄地告诉我说，待东部四社一场汇演结束后，农场在1976年春节前也要搞一次大汇演，希望我早做准备能拿出个“打人”的东西来。就这样，我用一周时间很快创作出一部独幕话剧《一把镐》。剧本后经苏老师把关修改，而后排练参演，一举获评一等奖。该剧目我不仅是编剧、导演，而且还亲自主演了本剧的“反角”老地主，受到了全场观众的一致好评。打这以后，我陆续创作了“数来宝”、“三句半”、“相声”等多种体裁的文艺作品，一时间成了苏沐门下与“王国军”齐名的“关门弟子”之一。
自1973年8月到1976年7月我在东方红农场中学整好读了3年书。这3年是我在累积学识、提升组织能力、参加校务活动、与老师同学增进友谊等方面都有不斐收获的三年。
回首那段逝去的岁月，除苏沐和田永财老师外，还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发生在与其他任课老师和要好同学之间，每每想起同样令我激动不已：
——张洪财老师是教我们初二数学的。他毕业于长春理工学院，40左右岁的年纪，中等个头，不胖不廋，与我继父的二姑爷冯青山是大学同班同学。张老师的课堂教学特点是：讲课磨叽、语言啰嗦，组织教学欠火，虽有满腹学识，但因不善与学生互动，课堂知识转化率不高，往往给人以“茶壶煮饺子有嘴倒不出”的感觉。说实话，张老师是个绝对有责任心的好老师。他心地善良，老实巴交，在校内外从不与人争名夺利。也许是我在学习上偏重文科的缘故，故在他喜欢的学生中我肯定是排不进前5的。张老师只教过我初二1年数学，但却发生过一件让我至今都不能原谅自己的蠢事。那是1974年6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张老师?着三角板来给我们上几何课了。他还向往常一样只顾自己闷头讲课，学生在下边想干啥就干啥，整个课堂乱轰轰的一片嘈杂。面对这种情况，尽管我也是不乐意上几何课的，但我对张老师在课堂上对学生的放任行为仍从内心表示了强烈不满。于是，当这节课还剩下最后10分钟的时候我首先站起来向张老师发难了：
“张老师！你还配当我们的数学老师吗？我要是你呀，就立马滚出课堂！”
同学们见我带头说了话，课堂顿时静了下来。只见张老师怅然若失地眨了眨眼睛，随后一甩“计子”地反驳道：
“好！陈孝章，既然你认为我不配当这个数学老师，那就拜托你们另请高明吧！”说完，悻悻地?起三角板就离开了教室……
事情发生后，我心明镜似的学校会找我。果然，下课铃声刚响过，一个高一班的同学跑来通知我说田永财老师让我马上到教导处去一趟。当我赶到教导处时，学校负责共青团工作的金杰老师和班主任田永财老师正一脸严肃地坐在那里等着我。见我走进屋来，金老师“嚯”地一下站起来对我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砸巴：
“陈孝章同学，行啊！你长本事了！你有什么权利让张洪财老师滚出课堂？这是一个共青团员应该干的事情吗？”
见金杰老师一脸怒不可遏的样子，我自知理亏，故嘎吧了几下嘴也没作任何辩解，只是口不对心地嘟哝了一句：“金老师，我对张老师失敬了，对不起！”
“既然你承认自己有错，道歉的话你还是对张老师说吧！走，我们去见张老师！”说罢，我便跟着两位老师去见张洪财老师了。
此时，张老师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生闷气呢！见我们三人走来既未起身，也没搭话。
只见田老师向我呶了呶嘴，示意我先向张老师开口。于是，我面向张老师先深鞠一躬，然后说道：
“张老师，刚才课堂上我对您失敬了，对不起！”
但见张洪财老师楞楞地瞅了我好一会儿后，才以原谅的口气说道：
“孝章同学，你给老师在课堂提意见没啥。我跟你生气是不能接受你的方法！”
就这样，不管这件事张老师是真理解也好，假谅解也罢，此事就这么暂时先放下了。
大家知道，我国是儒家文化发源地。儒学历来是讲求“师道尊严”的。1980年当我也步张老师后尘成为一名“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专职的人民教师后，我才隐隐感知当年那个鲁莽举动对张老师的伤害有多么严重。因为我知道，张洪财老师是由于性情使然和不善组织教学才使课堂秩序出现了“散乱差”现象，而并非他在授业和师德方面存在严重问题，所以我的做法才是大错特错的。此事虽已过去近40年了，但对张老师的那份愧疚却一直“如鲠在喉”。每每想来总觉得对心地慈善、老实厚道的张洪财老师永远心存一份沉甸甸的亏欠……
——彭显明老师是我读高中的数学老师，40左右岁，毕业于吉林农大农机系。他中等个头，胖瘦适中，说话慢声拉语，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他是个“烟鬼”，烟抽得“老瘆了”，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中间抠除吃3顿饭的功夫，他的烟是一直都不会离手的。彭老师是学校“数学大拿”，课讲得深入浅出，明白透彻。他对我的“好”重点是帮我把稳了在校政治表现“方向盘”：
彭老师是我读高中的班主任。当时我是学校学生堆里的领军人物，身兼数职。在班级是团支部书记；在学校是文艺宣传队队长同时兼任学校民兵连连长，可谓呼风唤雨，众星捧月。当时，全国教育领域“反潮流”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黄帅、张铁生等典型人物的所作所为一时间把大中小学校园搅动得“浊浪滔天”。记得当时有一幕在全国颇有影响的话剧《救救她》公演播出后犹如一石激起干层浪，瞬间把刚刚涌起的“教育小回潮”给压了下去。“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打烂课堂闹革命”、“考试交白卷光荣”等论调一时甚嚣尘上，让人眼花缭乱根本摸不准前行的方向。
从古至今，人言可畏。犹当舆论导向偏离正确轨道时，其破坏力真的是不可估量。正是在典型“黄帅”和话剧《救救她》的舆论引导下，身为全校学生领军人物的我再也不甘寂寞，一下跳到学校政治生活的最前台，带头上演了两出“搅乱校园闹革命”的恶作剧。
第一出恶作剧：是我以学校文艺宣传队队长的名义同学校书记邓书德和校长苗德森公开谈判要求学校必须为宣传队组织排练大型话剧《救救她》提供一切便利。其中核心一条，即凡参演该剧学生演员在排练期间可随时告假离开课堂，对公开阻挠者一律按不支持学生革命行动予以遣责和批判。谈判中，苗校长与我围绕这条意见发生了激烈争执，但我拒不让步。最后直到邓书记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后双方才算勉强达成了一致。那个折中方案的大意是：事先搞好沟通，力求做到剧目排练与课堂授课“两不误”。
第二出恶作剧：是我与教我们高中语文的高杰老师在课堂上直接发生了正面冲突。记得那是1975年4月上旬的一天。怀有身孕的高杰老师来教室给我们上语文课了。高老师在学校一向以严厉、嘴黑、压茬着称，男女学生几乎没有不怕她的。恰好那几天我正在用蜡纸刻写《救救她》剧本然后再复印给参演同学背台词。由于我低头刻写太过专注，所以高杰老师连着两次点我的名字我都没听到，气得她直接走过来抢过钢板便又回到了讲台。针对高老师的这一做法，我非常生气。于是也顾不得她的尊严和感受了，直接冲上讲台把钢板抢了过来并理直气壮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对高老师说：
“高老师，我今天在课堂上是没听你的课，但我干的也是学校的革命工作。我错了你可以批评我，但不该以这种粗暴的方式对待我！”
听了我这番话，高老师气得脸更红脖子更粗了，两行热泪瞬间流了下来。只见她夹起教案，气哼哼地说了一句：“陈孝章，这个班有你今后的课我不上了！”说罢转身走出了教室。
综上两出“恶作剧”是我在当时那个极左年代险些走上“政治不归路”而拉开的“序幕”。若不是彭老师及时出面制止点醒我这个“自以为是”的梦中人，那么我就必然会由学生领袖蜕变为侵害苗德森校长和高杰老师人身权益的“政治罪人”。因为自从“钢板事件”发生后，我迅速召集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吴贵林、姜国君、曲学军、吴秀波、胡侠、杨晓娟、白彦波等30余名文艺骨干在学校掀起了“罢课”和“校园示威游行”行动。与此同时，我们高喊着“向革命小将黄帅学习！”“坚决搬掉阻拦校园革命绊脚石！”“我们要以革命的名义向扼杀学生自由的一切腐朽势力宣战！”等政治口号，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苗德森校长和高杰老师。眼见势态愈演愈烈，身为班主任的彭显明老师再也坐不住板凳了，他在暗中让一个同学给我传话叫我下午放学后务必去他家一趟说“有要事相商”。
下午4点半，我准时赶到了彭老师家。此时，师母正在厨房做饭，见我来了热情地跟我打了招呼。只记得师母姓吴，是场部卫生所的一名护士，人长得端庄秀气，不乏“大家闺秀范儿”，把家里收拾得干净而又利落。当我进到里屋时，彭老师已沏好热茶坐在炕沿边上等着我。只见他阴沉着一张脸，一边抽烟一边生气地说：“孝章啊，你是咱班的团支书，也是我最得意的好学生。苗校长和高老师在私底下也都认为你是个好孩子，你可不能因为领导和老师与你的想法不一致就以怨报德干犯浑的傻事呀！”
听了彭老师这番话，我的心多少好受了一点，于是回道：“彭老师，我干的也是学校的工作！我总觉得苗校长和高老师在故意刁难我！”
“你这么想就错了！老师对学生就好比父母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哪个老师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你为学校工作组织大伙排剧没错，但苗校长和高老师让你别耽误学习也没错。那么这两者发生矛盾应该咋办？依我看，人家苗校长和高老师管你是对你好，为你负责任。可你却把人家对你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你说这不是以怨报德是啥？”
听了彭老师这番暖心暖肺的话我真的无语了。尤其是他关于“老师对学生就像父母对自己孩子一样”的恰当比喻一语点醒了我这个“梦中人”。
大凡说教类工作，话在精而不在多。所谓“精”就是能撼动人心，引发共鸣。正因为彭老师的话“喻象贴切、感人至深、晓之以理、惊魂慑魄”，终使我这只“迷途羔羊”在险些落入万丈深渊那一刻把我又奇迹般地拉了回来。当天晚饭，彭老师是留我跟他们全家人一起吃的。我当时不好意思，但为留我吃这顿饭彭老师好悬又甩了“计子”。饭后，我们师生二人又一直谈了很久，很久……
翌日早晨8点，我到校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去校长室和教导处分别向苗校长和高杰老师当面作了深刻检讨。见我有闻过即纠，知错就改的表现，苗校长和高老师都很高兴，两位师长既给了我充分的谅解与包容，也给了我既往不咎的鞭策和鼓励。打这以后，宣传队在我的领导下，不仅获得了《救救她》剧目的排演成功，而且也使每一个参演学生都没有耽误正常的课业学习，真正实现了学校邓书德书记提出的剧目排演和课业学习“两不误”。
——闫红老师是教我们高中政治课的全校最年轻的女教师，同时她还担任学校的团书记。她20刚出头的年纪，长得白净、大脸盘，梳着两只小短辫，两个嘴角稍微有点耷拉，乍一看去还是很受端秀的。她举止稳重，不苟言笑，政治课讲的还是不错的。冬季里她喜欢穿一身黄军服，围一条红围脖，走起路来总是英姿飒爽的样子。此外，闫老师还有一个最“雷人”的身份，即她是农场闫振生书记的女儿。
闫红老师的出现就象漆黑暗夜里滑过的一颗流星斑阑而又耀眼。加之她身兼团书记和拥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身边很快便聚拢了像我一样的众多学生骨干。不瞒大家说，当时闫红老师在学生中的影响力是学校邓书德书记和苗德森校长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的。必须承认，闫红老师是很好的遗传了她父亲“政治基因”的。她政治素质很高，既给人以高高在上的居高临下感，又会动之以情地笼络关怀她需要倚重的骨干学生。当时，在全校学生中高二班的林凤义和高一班的我和曲学军是最受闫红老师全力推崇和倚重的“三大金刚”。
在农场中学后期，正因有闫红老师的加持，我和曲学军在学校文体活动中才脱颖而出成了在全场都十分耀眼的“明星人物”。仅在1975至1976年7月间，闫红老师就为提高我在学校的知名度给我创造了4次机会。
其一是提请任命我为高一班团支部书记。此举明确定位了我是新高一的“政治首脑”。这一步骤的意义关乎班级学生的“人心向背”，尤其是一些农场周边农村就近来农场中学就读学生一入学就知道班里以谁为中心和拜谁的“庙门”了。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我绝对是高一班的核心人物，否则的话身边断不会聚拢了张晓平、龚显平、曲学军、姜国军、邱元友等一众“铁粉儿”。
其二是举荐我出任学校文艺宣传队队长。这等于是一步把我送上了“大花轿”。可以说，这既是个践行自我价值的“文化舞台”，也是提升我在全场知名度的“政治平台”。也正是在这个台面上我的统筹才能、组织才能、创作才能、表演才能均得以充分发挥，我的名字方能为农场人所家喻户晓。
其三是举荐我做为1975年“农场全民运动会”全程主持人。在此之前，农场凡大型文体活动的主持者都当仁不让地首推苗德森校长，任何人都无法撼动。然而由于闫红老师的极力举荐，1975年的农场全民运动会却突然换上了我这个“新面孔”。让闫红老师倍感高兴的是，由于我的临场出色发挥和出彩的口语表达竟给全场老少留下了深刻印象。曲学军在那一年的跳高和几项中长短跑也都取得了打破农场纪录的好成绩。
其四是推荐我为当年农场团代会中学致祝贺辞朗诵人。通过闫老师的这次举荐，我获得了向全场青年展示自己文学创作和诗歌朗诵才能的机会。应当说，正是在这次团代会上由我代表农场中学向大会所致祝的贺辞才给全体与会青年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陈孝章的名字才被全场青年所熟知。
记得不错的话，在1975年的全民运动会不久，闫红老师就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去省内某高校上大学了，据说后来毕业后在白城市某单位供职。总之，对于我和曲学军来说，闫红老师既恰似昙花一现，又如天空中的雷电一闪，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她给我们留下的却是恒久不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