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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到宣府镇与宣大总督陈新甲等人的奏疏时,崇祯皇帝正与礼部尚书,仍管兵部事杨嗣昌,内阁首辅薛国观议事。

得到这个消息,崇祯皇帝不震惊当然不可能,早在任命王斗为宣府镇东路分守参将时。崇祯皇帝就有一种认为,王斗肯定会牢固掌握整个东路之地,不知为什么,崇祯皇帝心里就是这样肯定。

却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王斗激烈的手段,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他的肆无忌惮,胆大妄为,也让人很不适应——同时对士人,商人,武人大打出手,天下间少有这样特独的人物。

东路己经恢复秩序,又证据确凿,按平常律法办就是,便是王斗手段过了些,可能伤了些无辜,朝廷也不可能因此惩罚王斗。这个时候的大明实力派军头,朝廷向以招抚为上。王斗再过份,有左良玉、刘泽清、贺人龙等人过份吗?

而且对王斗而言,崇祯皇帝有将他看成另一个戚继光的意思,便如戚帅当年一样,扫平南倭北虏,还天下以太平。更不可能因这点“小事”去责罚他,使之产生逆反心理。

同时崇祯皇帝内心暗暗有些欢喜,王斗得罪了当地的文人与商人,己经无法邀买人心,只能紧抱朝廷的大腿了。在崇祯皇帝等人心中,士子与商人乃国之柱石,得罪这些人,何人可以成事?

他叹道:“王将军捉拿东奴细作,这是好事。惜其年轻气盛,这处事……未免有些不周。”

“皇上所言极是。”

旁边的杨嗣昌与薛国观异口同声道。

平日不对付的人说话这么整齐,二人互视一眼,都是不动声色转过头去。

薛国观轻咳一声。与杨嗣昌一样,他也是刚过五十,方面大耳,一张颇有富态的脸。小时候有人给他相面,说其大贵之相,未来定然封侯拜相。

果然相面之人当年所言灵验了,为了这个事,在薛国观成为首辅后,特意找到这个算命的人,给他买了房子。送去银子。该算命之人己经年近耄耋。正是穷困潦倒之时。托了当年所言,也算过上幸福的晚年。

薛国观进入内阁后,揣摩皇帝的心思。全力奉行温体仁的方案,得到皇帝的信任与重用。往日经常被皇帝召见的宠臣只有杨嗣昌,现在多了薛国观。其风头正劲,连杨嗣昌都要避让。

王斗的事,其实在宣府镇奏疏送到京师前,薛国观便己知详。

现在的京师各茶楼酒肆,衙门之前,相继拥进哭诉王斗“暴行”的东路商人士人“受害者”家属。赞赏王斗之举与抨击王斗之举的人分成数派,从口舌之争发展到肢体冲突。

还有言官闻之蠢蠢欲动,准备弹劾王斗罔顾人命。行事跋扈种种。

京师各事,只有崇祯皇帝不知。大明现状,几乎总是皇帝最后一个得到消息。便如崇祯帝最后两年,便怒责天下督抚甚至锦衣卫任何事都不与他通报,使之成为聋子与哑巴。

得到东路的消息后,薛国观与杨嗣昌都是按兵不动,首先探明皇帝的心思再说。

崇祯帝一开口,薛国观立时有了定计,他含笑道:“正如皇上所言,王将军在东路捉拿细作,严明关防,这是好事。东奴最善用间,关防种种,多被其刺探,致我大明失城甚多。东路近塞,虏骑疏忽可致,清剿细作与通虏之辈,也是为东路之安危着想。”

“当然,王将军毕竟年轻,又是军伍出身,这行事嘛,未免急燥了些,着当地官吏用心安抚便是。”

崇祯皇帝微微点头,这是他对薛国观满意的地方,善于揣摩自己心思,多从自己角度出发,不会为了反对而反对。与那些邀名卖直之臣不同。

他下旨:“东路既己抚定,着有司会同审理,定罪后奏闻裁决。东路兵备道马国玺,分守参将王斗剿察有功,传旨嘉赏。二官也需知闻,事虽迫不得而发,也当求经久之策,切切。”

“……延庆州知州吴植自请致仕,查其老成历练,办事实心。虽有其子妾失察之事,准其戴罪立功,着罚俸一年,记过一次,仍原缺任官……”

这就是崇祯帝的恩威之术了,嘉奖了马国玺与王斗,仍让其文武相衡,防止王斗势力过大。同时挽留了吴植,让其感恩戴德下,更实心办事。让他安在东路,可以更好地监视王斗。

而且马国玺与吴植,一人倾向杨嗣昌,一人倾向薛国观,留二人在东路,也有相互制衡之意。

任何地方都不能一家独大,这是崇祯皇帝的想法。

……

“皇上圣明!”

在杨嗣昌与薛国观的歌颂声中,东路这场变故,就此落下帷幕。

对崇祯皇帝而言,东路之事,只是“小事”,他有更重要的事要谈。

不错,比起东路这件“小事”,方才崇祯皇帝与杨、薛二人谈的才是要紧的“大事”。

这便是张献忠与罗汝才等人重新叛乱之事,五月初九日,张献忠、罗汝才又反,他们才招安多久?刚刚一年,又迫不及待造反了。也因为有张献忠等人在前,崇祯皇帝对王斗更不敢严厉,王斗的威力,可不是张献忠之辈可以比的。

其实张献忠再次造反早有迹象,崇祯十一年四月,张献忠受抚于谷城,其在谷城表面上跪拜有礼节,实际上训卒治甲杖,不放兵、不应调、不入见制府,骄不奉法。

他在谷城征粮、征税、扩兵,向熊文灿要挟无度,谷城知县阮之钿言张献忠必反,几次密告。熊文灿恶闻其语。不加理会,果然张献忠又反,阮之钿被杀。张献忠与罗汝才联合,声势大振。

崇祯帝闻报后极为愤怒。下令将熊文灿削官,戴罪视事。就在十几天前,授剿总兵官左良玉被张献忠打得大败,士卒死伤上万人,军资丢弃无数,所有的军符印信也全部失去。

因为左良玉大败,局势恶化,崇祯帝对熊文灿更怒,己经遣使将熊文灿逮捕入京。历史上的崇祯十三年十月初六日,熊文灿被斩首弃市。

这个时候。崇祯帝己经有令杨嗣昌为督师的意思。不过首先要解决粮饷问题。

早些年。大明己经征了辽饷、剿饷,因崇祯十一年清兵入寇,决策抽练各镇精兵。复加征练饷。当年的剿饷以一年为期,一年过后停止。不料粮饷用尽流寇还没有剿灭,崇祯皇帝只得下令征收一半。

现在张献忠又反,局势靡烂,要剿灭其部,需要的粮饷可能达天文数字。几日前,督饷侍郎请征剿饷全额,再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合辽饷、剿饷、练饷三数,共增赋一千六百七十万两。

崇祯帝担忧失信于天下,毕竟自己下诏只征剿饷一半。现在复征全额,有出尔反尔的隐患。刚才在乾清宫,崇祯皇帝就是与杨嗣昌,薛国观二人商论这个问题,被宣府镇新来的奏疏打断了。

东路之事决定,君臣继续进行刚才的话题。

对于皇帝忧虑失信这个问题,杨嗣昌说道:“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赠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

他为皇帝举例,全国统计在册田亩数共七百多万顷,往常的税收,也不过仅占百姓产量一成罢了。便是三饷加派,算是翻了一倍,也不过是百姓收成的二成,绝非沉重得不可接受。

剿灭流寇之后,便可免去这些加派,天下重归太平。

而且此次练饷的加派,还有剿饷的复征全额,主要对象是那些地主豪强,不会对普通百姓造成什么影响,还有抑止土地兼并,贫富分化的功效。

显然的,杨嗣昌忽略一个问题,各地土地有肥沃贫瘠,产量各不相同,统一按亩征收赋税,会造成很多悲剧。更重要的是,在册的田亩土地,有一大半是藩王、权贵、宦官、勋臣、武人、文人、商人拥有的土地,这些人是不交税或是逃税的。

最终的负担,只会转嫁到普通的自耕农身上去,加上贪污腐败横行,各地官吏层层加派,正税之后,往往高达几十、上百倍的“副税”。三饷再一加派,只会造成更大的破产浪潮,更大规模的流寇出现。

杨嗣昌说的赋税大部归于“有力家”,显然行不通。

崇祯皇帝可能不明白,在册田亩这么多,百姓负担说起来也不重,为什么他们纷纷抗拒甚至造反呢?

这个道理,皇帝不明白,但杨嗣昌决不可能不明白,或许又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通过他的分析,崇祯皇帝终于下定决心,他叹息道:“朕便传诏开征三饷,盼望匪贼尽灭后天下重归太平,百姓重又安乐。”

杨嗣昌歌颂道:“皇上圣明!”

对皇帝有可能任命自己为督师之意,杨嗣昌也在内心猜测到。他雄心勃勃,决心剿灭流寇,创不世之功,不负君恩浩荡。不过这事前,杨嗣昌流露出想调王斗随自己出战的意思。

崇祯帝当然同意杨嗣昌的意见,王斗这样的猛将不用,要用谁?

如狼似虎的鞑子兵都被其打得抱头鼠窜,区区流寇,还不是手到擒来?

不过王斗去年刚出战,今年回到宣府镇也不久,人困马乏,又新调任东路,诸事繁多,还是稍等一些时间,待其五千新军练出再说。观局势,好象还没恶化到那个地步,普通的官兵,也可以应付过来,只是需要一个得力统帅罢了。

……

杨嗣昌恭敬告退后,薛国观冷冷看了他的背影一眼,对杨嗣昌可能被任命为督师,薛国观是一万个嫉妒。可惜自己没有杨嗣昌那么“知兵”,不过薛国观有自己博取君欢的方法。

对于目前的财政困难,入不敷出,薛国观尽思竭力,想出了一个妙法。

“爱卿有何妙法,速速道来。”

崇祯皇帝果然很欢喜,他整日为粮饷发愁,任何方法,崇祯皇帝都是欢迎的。

“借助?”

皇帝很惊愕。

“正是!”

薛国观从容不迫地道:“京师富户甚多,大明养士数百年,此朝廷危困之时,正是士绅豪族报效国家之时。臣之借助,便是发行借券,让官员富商捐献钱粮,以度国家燃眉之急。相关条文,臣己详细载于疏上,若皇上同意微臣之策,外廷官商,尽数包在臣的身上……”

他犹豫了一下:“至于皇亲国戚,非得皇上亲自出马不可。”(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