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1年开始，中国突然对近东展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关注力度，他们似乎和德国站在了一起，对奥斯曼提供了超乎寻常的支持。
中国的这种举动让同盟国又生出些不该有的心思，不过我坚信中国是不会让同盟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的。
因为中国对奥斯曼的支持更像是对我们俄国的戒备和报复，他们十分清楚俄国是巴尔干同盟背后最重要的支持者，
他们也清楚我们虽然将精力放在更关注的近东，但是在谋求出海口这一问题上我们从来都没有放弃，东方，一直是我们念念不忘的旧土。
虽然1905年的大革命和两次东北亚战争我们都失败了，但是我们正在喘息恢复体力，西伯利亚大铁路因为远东总督区的丢失只能修到伊尔库茨克，
这减轻了我们的财政压力以及修建难度，即便战后的俄国财政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没我们也完成了这条关乎俄国生命的铁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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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比起中国在北方构建的庞大铁路网还有差距，中国以首都为中心，向北有东北铁路网，而北京出张家口至蒙古库伦，继续向北在赤塔与东北铁路网形成一个闭合的环，
而贯穿中国腹地的横向大铁路以青岛为起点，直至新疆绥来，由于俄国在中亚地区的地位，西北铁路还稍显薄弱，不过建成主干铁路之后，附属铁路网也在建设。
中国正在不断完善的铁路网让他们对俄国拥有了极大的优势，但他们仍然希望俄国进一步的退让，在我们拒绝之后，他们便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对我们进行充满敌意的行动，
近东就是中国给我们找的麻烦，在他们眼中往波斯湾以及地中海开拓并创造出一个有利中国的新局面并没有给我们找麻烦重要。
而中国插手巴尔干后，我们就不能全身心支持巴尔干同盟，因为中国在北方的铁路网建设远比我们要好得多，
他们随时都可以将几十万的军队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铁路运达指定的地点集合，这直接导致了我们巴尔干地区的局势不能按照我们的意图发展。
我们现在必须要承认的一点是，俄国在国际上依旧是孤立的，英法能够对我们提供的支持依然有限，俄国无法在独自面对一个强国的直接威胁时向其他方向扩张，
俄国在面对中国时缺少主动，我们要承认俄国相比中国筹码更少，在战略中处于下风，所以，我建议陛下要尽快与中国签订北方安全互信条约，保证我们能够在西边进行不受限制的行动。
而现在就有一个机会，英法两国为了让我们能够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德国身上，他们正在对中国政府进行劝说，这是我们最有可能与中国达成一致的时候。”
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看着他的前任现任驻法大使伊兹沃利斯基从巴黎寄给他的信，无奈地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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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兹沃利斯基的这一封信现在并不能立刻交给沙皇，而萨佐诺夫也不会对沙皇在近期提出这样的建议。
萨佐诺夫与伊兹沃利斯基一样都是自由保守主义者，与之前的兰布斯多夫伯爵这位宫廷派外交大臣不同。
宫廷派大臣认为应当无条件遵从君主的意见，外交大臣除非被君主解职否则不应当辞职，而应无条件执行君主的主张。
自由保守主义者有着自己的外交观点，但是各自的观点并不相同。
萨佐诺夫坚持认为现在并不是和中国彻底和解的好时机，这倒不是因为中国的原因而是内部的原因，
俄国并没有意识到巴尔干的局势已经到了牵涉到俄罗斯作为一个帝国的荣耀甚至存亡的地步。
如果不能让包括沙皇在内的人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温和的外交手段就不会得到任何的支持。
苏佐诺夫赞成伊兹沃利斯基的想法，俄国只能全身心投入一个方向的扩张，但是沙皇不愿意彻底缓解与中国的关系。
而那个拉斯普廷也越来越受沙皇的器重，许多政策都要向他过问，苏佐诺夫担心那个脑子不太正常的家伙又有别的奇思妙想，这会让俄国外交出现灾难性的失败。
想到这苏佐诺夫坐在了书桌旁给伊兹沃利斯基回信，他认可了伊兹沃利斯基的观点，但是他同时也告诉对方俄国国内的环境已经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有些观点要谨慎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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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因为内部问题无法与中国和解，而对中国的忌惮又让俄国对巴尔干的支持犹犹豫豫。
这种犹豫的态度让英法两国有些不满，在巴尔干问题上他们是应俄国要求而站出来的，但现在俄国竟然眼睁睁看着德国对奥斯曼进行支持，加强同盟国在近东的影响力。
这让英法两国对巴尔干的态度暧昧起来，他们不想在让局势这样发展下去了，英国政府在与法国政府交谈中认为巴尔干局势要有属于英法两国的立场。
他们认为俄国太过贪婪，在明知不与中国和解就无法全身心投入巴尔干问题的时候依然对东方保持着敌意。
如果持续下去，英法两国会为俄国付出不必要的代价，英国政府建议要将巴尔干问题和中国问题联系起来，
他们要利用自己对俄国的影响力逼迫俄国与中国彻底和解，堵上中国与协约国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缺口，并利用奥斯曼问题在中德之间打入一根钉子，
英国政府认为中德两国在奥斯曼问题上合作的实在是太好了，这样的合作不是他们想看到的。
至于巴尔干同盟按照英国政府的意思，就当是给俄国转移视线后的好处，法国政府对此表示赞同。
俄国无论如何都要妥协，这是他们的地理位置和国力决定的，在这个时间他们没有太多选择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