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七从山东平乱回京已经有好几天了。
平乱的经过奏疏大前天就交到司礼监了，可是到现在嘉靖还没传召呢。
别看朱七一副得胜归来的样子。山东的事情多少还是有些让他吃不下饭的。
由于大明采用的定额税制，现在山东大量的青壮或北上辽东，或南下杭州。那么剩下留在山东种地的老弱就得加倍分担这定额税赋了。
好就好在能耐的基本都走了，这些人闹事也就仅仅是闹事而已，否则早就是又一出永乐时期的唐赛儿叛乱了。
当然更糟糕的是，由于下半年后，杭州全面提高了各项新式物件的税收，这导致，山东的六位藩王与孔府的花销剧增。
能挣钱的工具在没命的外逃，而花钱的东西却与日俱增。不出事才怪呢。
可以这么说，新学恐怕也就只富了浙江一家，南直隶两省也就是保本微利，但离新学最近的山东反倒是首当其冲，成了新学的垫脚石。
如果就这还好，百姓嘛，几百年都是这么过来的。老祖宗的智慧会让他们深信年景就是好三年坏三年的。只要熬过这三年就好了。
反抗就要落个罪名，那三年之后的好日子就享受不到了。
真正的问题出在下半年的各路从杭州南京返回山东的同族老乡身上。
不仅是乡下的土包子员外，包括一些宗室、甚至孔府都牵连其中。
想想那鹅毛笔是个多好的生意，那粉笔黑板能多大程度改善山东的科举教育。
有的是几千两，有的是上万两，这前前后后的投入自然是打了水漂。
特别是杭州的王家安只给了五日的期限。这几本意味着外省被骗人和宗族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藩王与孔府这些大家族还好。本着缓冲垫的精神，所有的亏损都找下面的中小士绅员外补齐了。
而下面的这些中小士绅员外，可都是读书人。因此山东的匪患一下子就严重起来，严重到官员都纷纷不敢出城，曲阜甚至不能出衙门。
突然之间家道中落，甚至家破人亡，让他们反朝廷、反藩王、孔府，他们是不敢的。要是敢一开始就不会忍痛破家赔钱了。所以，尽管遍地开花，但其实已经是克制的结果了。
只是聚众去打劫小县城，干劫道，弄个山寨什么的，络绎不绝的。
正好，山东的梁山泊还在。水浒传难得地在山东流行起来。一下子就聚集了六、七万人。
无论是劫道还是劫县城，主要还是劫的是杭州的新物件。就那些东西值价了。这样一来回，大多也给自己打上了个劫富济贫的称号。只是这个贫呢是他们自己。
正所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些人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与朝廷决裂，自然没立刻的威胁。然而随着劫道的增加，世家大族的杭州物件开销剧增，这又不得不苦一苦百姓。进而导致劫道的人数更多了。
朱七本身也没什么治理的才能，攻破梁山泊也就只是消灭山东马贼最大一股势力而已。
而且为了制止山东的崩溃，朱七在所有山东的县城都留了锦衣卫的暗探加强进出城路引与官道路引的审查。有问题，大抵都是祖宗的法度废弛，执行不到位。
只有保证山东的人数稳定，山东的税源才能稳定，士绅的财富才能稳定，那么整个山东才能各安其位地稳定。
朱七也知道，这一套操作很可能是饮鸩止渴，因此一回北京就赶紧上报了上去。后续的治理安排就交给皇帝与内阁了。
只是这东西一报上去就泥牛入海。搞得朱七年前采购都有些心烦。搞不明白为什么明明是文官把地方搞乱了就要他这个锦衣卫去收拾烂摊子。